愛國爭論與台灣大選 (舊文重刊)

3月9日《信報》的《林行止專欄》提出一個疑問：「香港現在發生的一場『文化小革命』，當中推波助瀾的人是否有替陳水扁先生助選之嫌？」據此，筆者從不同媒體搜集資料，發現與林行止先生有相同看法的人實在不少。

據聞，副總統呂秀連現已搜集了大量這數星期在香港發生鬧劇的資料 (特別是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先生的言論及其在電視上的表現)，作為攻擊中共和「一國兩制」之宣傳材料，達至選舉目的；而總統陳水扁在接受TVBS電視台專訪時，有這樣的一番話：「台灣總統人選不是中南海所能決定的，台灣不是香港……」。《開放》雜誌的總編輯金鐘認為香港現在這場政治批鬥，讓台灣人更加不相信 「一國兩制」作為兩岸整合的有效方法，「一國兩制」只為台灣提供壞印象。

 藍綠選情逆轉

 2月21日，第二次國政辯論結束後，《中國時報》的民意調查顯示，在成功訪問的920位合資格選民中，有42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只有37 %；而《聯合報》在2月26日的民調顯示40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也只有37 %；台灣「年代」電視台在2月27日的民調則有38.3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只有33.7 %。

相片來自《文匯報》

 「228手護台灣」之後，《聯合報》在2月29日的民調顯示38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下跌至35 %；「年代」的民調則有36.5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有35 %。綜合這些數據，即使「228手護台灣」之後，「連宋」和「陳呂」的距離拉近了，但「連宋」還是領先「陳呂」。

 但最新民調數據顯示情況逆轉，據台灣智庫委託山水民意研究公司於3月4日至6日，訪問了1,126人，當中投「連宋」一票為39.5 %，投「陳呂」一票則有40.4 %，「陳呂」在該項調查首度超過40 %，並輕微領先「連宋」；而《中國時報》於3月1日至5日的調查，成功訪問的3,391位合資格選民，其中有38.1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有39.8 %。數據顯示，比較「228手護台灣」之後的民意調查，台灣兩大陣營情況逆轉，是甚麼因素導致選情逆轉？當中有多少因素受香港近期的政治運動影響？據聞，「228手護台灣」有200萬人參加，遠超綠營最初估計，部份台灣人民表示受香港「七一遊行」所感動。

 北京為陳水扁助選？

 問題是：是否如林行止先生所懷疑，在「愛國爭論」中積極參與的左派或親北京新貴中有人借意為陳水扁先生助選？做其「無間道」計劃？據筆者觀察，機會不高。因為參與批鬥的還有《瞭望》和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等中央宣傳工具，如果有人要替陳水扁先生助選，助選的人就是中央，最少是部份在中央有影響力的人。



相片來自英國廣播公司 BBC

據一些研究中國國情分析，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王新中的一篇文章指出，若兩岸趨勢是傾向鬥爭性高於合作性，則北京希望陳水扁贏。因為「陳呂」陣營多年以反華為主，但「連宋」反華色彩較淡，但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在爭取13億民心，掌握主動權，綠營勝出較易對待，藍營勝出情況較趨複雜。

基本上，綠營若真的推行「台獨」亦較難得到國際支持，走的是「自戀式台獨」，對中國而言，台灣只會成為「國際政治皮球」，控球的還是中國一方，問題還是可以接受。但藍營勝了，她走的就不會是「自戀式台獨」，也不會接受「一國兩制」，走的會是易取得國際接受的「國際式台獨」，這時中國在兩岸問題上就沒有綠營勝出所帶來的優勢。筆者最近也留意到台灣開始有人指出台商一直忽視了一個投資的寶地 — 印度，亦有不少台灣財經刊物引述外國專家學者和企業家，認為台灣有全球化的優勢，推動和誘發對印度或其他地區投資的討論和思考，藉此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這樣「國際式台獨」就有了基礎和出路。問題是北京是否有領導人想以鬥爭性作為兩岸戰略的方針。

 連宋當選未必有利兩岸統一

另一位中國問題專家陳毓鈞教授也指出「連宋」當選，也不一定有利兩岸統一，因為泛藍需整合內部不同政治光譜，外部也受到泛綠力量的牽制；事實上，「陳呂」即使選輸，泛綠陣營仍是台灣一股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北京不可能不理會和綠營的互動，北京仍要找機會和綠營內的溫和派和務實派接觸和溝通。所以，在現實的政治利害角度來說，北京對藍綠兩陣基本上是一視同仁，北京關心的是選後的兩黨政策如何步署。亦有專家認為兩岸問題遠多於台灣選情如何，而是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取態和處理方法。

陳教授認為就「胡溫」對兩岸問題的多次發言，在過往的「聽其言，觀其行」的政策已顯得被動和消極下，「胡溫」將思量較積極進取的政策，強調「盡最大的誠意和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對選戰中的言論視為選舉策略的考量，不作太認真對待，以低調處理；強調兩岸領導人以「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兩岸政策要「前後連貫，持續進展」，以「講信修睦」精神為政策方針。

筆者認為這個合作性的兩岸戰略方針是建基於「互守誠信」的基礎上。但觀乎近期香港的「愛國爭論」，信心真的不大，但願筆者看錯。

 

註：原文於2004年3月16日以筆名「葛子民」 刊登在《信報財經新聞》(信報)，「中港評論」版。本文是2012年修訂本。

勾地表的土地閒置問題

社會因樓價高企，房屋供不應求問題嚴重，故有建議政府把勾地表中「長期閒置」的土地抽出來作興建公屋或居屋之用，以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舒緩供不應求的差距。這個建議不單可幫助更多中低收入家庭或單身人士解決居住和置業問題，而且政府可透過「抽地政策」加強政府的土地操控能力，減少地產發展商對房屋供應的操控。事實上，政府透過地鐵公司 (香港上市編號：66) 和市建局 (全名「市區重建局」) 對住房供應的操控也不亞於發展商。無論如何，增強政府在土地供應的彈性和控制能力是有助舒緩房屋供應緊張的方法，從公共政策立場來說，筆者基本上贊同「抽地政策」的精神。

問題是土地閒置多久才算是「長期閒置」，三年？五年？這個「閒置」年期的長短將會影響發展商和政府日後「土地供需博奕」的變化，而且社會也不應視「土地閒置」是一種土地資源的浪費。事實上，土地的開發和回收是一個需時甚長的過程，閒置的土地有助提供和改善整體土地供應的彈性和靈活性，避免樓價因土地供應彈性過低而出現飆升現象。所以，不是「閒置」年期越短越好。問題怎樣的年期定義和限制是「適當」和產生正面果效？

本圖片取自《蘋果日報》，2012年 11月20日。

 若「長期閒置」的定義年期越長，閒置的土地數目會越多，反之，閒置土地數目會較少，而「閒置土地」若受被迫使用的限制，這將會影響地產發展商的投地策略和政府調控勾地表的土地數量和速度。

在政府按規定主動抽地的政策下，地產發展商會重新計算每年被迫「抽出勾地表」的地積數量，若發展商避免優質地皮流失 (轉變為資助房屋用地) 或影響發展商地皮附近的發展計劃，可能要預留大量資金作「被迫購買土地」，這將減慢或減少其他正常土地投資的數目，作資金準備。這樣的話，新政策初期 (三至五年) 可能會打亂整個樓房市場的供應數量，以適應「按時抽地逼賣」政策的影響。

政府也會改變其勾地表土地更新的策略，避免土地「按時」被迫消化，導致政府土地儲備失控問題，逐漸形成勾地表的土地更新速度下降。長期來說，勾地表可選土地將會減少，令發展商因可供投地的數量減少和「到期土地被迫抽出」的政商對決 (若土地拍賣失敗，土地將

不會回流勾地表，而是流向資助房屋市場，這種對決有利政府提價，特別在勾地表土地數量逐漸減少，因避免被迫拍地，導致土地儲備 (閒置土地) 流失太快)，可能刺激未來土地成本進一步上升，導致樓價上升，市民的置業問題變得更加困難。這時候，社會怨氣更大，仇富恨商的情緒更烈，對政府興建資助房屋的呼聲更高，政府需尋找更多額外土地建房減憤，這將可能影響政府土地靈活運用的彈性問題，土地供應彈性進一步下降，彈性越低，長遠樓價上升壓力越大越急。

或許有論者認為實無需明確指定「長期閒置」的年期多少，避免政策缺乏彈性。那麼，何時才解決存放在勾地表的閒置土地？標準是甚麼？還是任由政府決定？若是如此，跟現行勾地表政策有何分別？社會又是否接受這個「不界定年限的抽地」政策？若要定一個透明度高的「逼賣廢閒」年期，避免資訊不明朗，造成市場過多揣測，被人利用資訊混亂之機謀取暴利，導致樓市波動風險上升；那麼年期的長短釐定就應小心研究，這將是特區政府的重要考驗。

若年期定得過長，如八至十年，政策效果有限，但副作用可能較少；年期界定較短，如三至五年，政策效果較大，但副作用可能較多和較強。任何政策更新變化都會帶來市場互動，策略更新的博奕問題，政府和議員要小心考慮這些動態變化帶來的副作用和中長期影響，不能單靠「民情洶湧」來作公共政策釐定標準。

 

註：原文刊登於《信報》，2012年11月21日，B14版，「專家之言」，本文為修訂版本，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官方網站刊登。

「作息平衡」政策：企業和員工站在同一戰線上



勞工組織認為保障工人利益有三件法寶 — 「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和壓縮工時」，這是各國工會的共識。在最低工資立法一年後，香港勞工組織除了爭取進一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和「一年一檢」的建議外，正著力推動「標準工時」立法，理由是現代工作模式的工時過長，影響員工的家庭生活和休閒作息，故提出規範工時的立法，藉此達到「作息平衡」，改善勞工的生活質素。筆者認為工會正確地指出了現今社會其中一個核心問題，但解決方法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本圖片取自《中國評論》



所謂「作息平衡」，是指個人在工作、休閒、家庭生活、社交活動、社會參與和生涯規劃等各方面需求的滿足和照顧，即「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意思。在過去二十多年，這課題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分別以「友善職場」、「友善家庭」、「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與家庭平衡」等概念和議題提出。筆者認為以「作息平衡」較能簡潔和概括有關課題，這是一個現代人的生活問題，不單是工作、家庭，也不單是經濟發展和企業利潤問題。

婦女就業率上升和全球化影響生活作息

要對症下藥舒緩「作息失衡」問題，先要了解問題的成因和背景，從源頭找出問題的癥結。「作息失衡」的主要症狀是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幅上升，情緒問題和精神病症個案增加，離婚率和家庭暴力上升，青少年問題惡化，「邊青」和青年吸毒個案大增，這些問題都歸結在家庭功能的弱化和失效，出現「家庭照顧危機」，即家中照顧人手不足，導致家庭成員缺乏照顧，出現各種家庭和個人危機。國外的學術研究認為這是婦女勞動參與率快速上升導致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經濟進入穩定發展期，女子接受教育進一步普及，人力資源投資和培訓，有利提升婦女的生產力和進入勞工市場；到八十年代，香港和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也開始出現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現象。據統計處資料，香港婦女勞動參與人數由 1982年約九十萬至2012年五月超過一百八十萬，人數上升一倍；菲律賓女傭大量進入香港家庭也是始於八十年代，這正藉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始，香港經濟結構再次轉型和經濟起飛，婦女大量離開「家庭工作岡位」進入勞動力市場，家庭結構開始改變，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和青年問題逐步浮現。在今日的大學課堂上，普遍存在女生人數多於男生，女性在職場的發展往往比男性更有優勢，導致遲婚、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化等現象和問題。

筆者認為婦女就業率上升，導致家庭結構改變所產生家庭功能弱化問題，只是 「工作與家庭失衡」的部分原因。出現「家庭不友善」和「作息失衡」的另一個主因是全球化帶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生產流程轉變，「零庫存」策略和工序分散，產生大量外判和非全職工種出現，導致工作不穩定的壓力大增，員工不敢輕易請假休息或準時放工。

「作息平衡」政策有利吸納人材

家庭結構和生產流程轉變引至的生活問題，不是單純的工時長短問題，規管工時的實質幫助不大，而且會引致負面效果，筆者日後將詳細說明。其實，有效改善「作息」問題的政策，除了「工時」措施，還有「非工時」策略，而且「工時」措施也存在多種改良方案，筆者將會介紹外國和周邊地區的經驗給大家參考。

如上文所指，全球化導致市場競爭激烈，企業經營壓力轉嫁到勞工的工作和生活層面上。但是，具長遠目光的僱主應該明白全球化的競爭核心在於人材爭奪，企業的競爭力取決於人力資源和質素，因為全球化的競爭是智慧和創意的競賽，而非資本。故此，企業經營策略應在於人材的吸納和保留，站在員工的同一戰線上並肩作戰。和諧的策略是企業跟工會合作，共同尋求雙贏局面，不要把員工推到企業的對立面；進取的策略則跟工會爭取員工忠誠和信任，提供更具創意的勞工政策。

企業應該明白良好作息平衡，帶來員工「安居樂業」生活和充足休息，是吸引人材和提高生產力的有效良方。但是，生活作息平衡的關鍵不是工時長短問題，而是企業給予員工在工作和生活上有適度的選擇和調控能力。

註：本文的編輯版於2012年 6月29日刊於《文匯報》的「財智論壇」。

2012 香港特首選舉：特首選舉給我的思考機會

上月，筆者在《信報財經月刊》的專欄「新經濟理論」介紹了一篇有關民主選舉制度與政府管治水平的因果關係和變化規律的學術論文，並措題發揮跟讀者談談「小圈子選舉」和「本土政治」的問題和筆者的個人看法，起題為〈民主與獨裁：在變動和穩定之間的抉擇〉。

可能是篇幅問題，編輯們除了為文章作了一些潤飾，令文章讀起來更流暢易明外，也刪改了一些文字。當然，刊出文本跟原文意思整體相同。文章的第一段的原文是這樣的：

「……更有時事評論員認為這次七百萬港人的「假戲真做」，已經突破了原本「小圈子選舉」的局限性。可惜的是，從民主選舉的公共政策和地區管治之功能來說，這不是事實，「小圈子選舉」並未能產生「民主選舉」的「更新政府」的功能和意義。但筆者也認同市民以不同方式積極投入這個「我們不能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可能有助影響兩個主要參選人的日後施政，或有利於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

這跟文章最後部分意思一致，前後呼應，文本如下：

「今屆特首選舉帶來一定程度的公眾參與，但這不能抵消小圈子選舉其本身的局限性。」

事實上，這個觀點帶來一個更重要的推論，這在文章最後的結論指出來：

「這樣產生的政府 (無論何者當選)，其管治水平和執政能力都不會有很大改善和突破，還是停留在與過去接近施政水平的「超穩定」狀態。若以這個角度來看，圈內權貴其實也不用太擔心那個當選，因為影響不大；圈外群眾也不應期望太高，因為改變不多。事實是非如此，有待歷史證明。」

這意味著「小圈子選舉」不會帶來管治水平上升和社會民生的改變。

不過，有留意筆者在有關今次「特首選舉」評論的網上文章的朋友，可能發覺網上文章的立場跟信報月刊的結論似乎存在出入。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筆者在網上文章多次指出，這次特首選舉中建制派「異常激烈」的競爭反映了這是一次「改朝換代」的選舉，意指這可能改變香港未來社會發展方向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軌跡。正如筆者在〈2012 香港特首選舉：激烈爭鬥下的信息透視〉所寫：「……若是如此，則反映中央對治港信心增強了，對香港富豪集團的依賴也出現變化，並對如何發展「一國兩制」和「治港理念」可能出現調整，由過去側重「經濟掛帥」治港方針轉向更多元的兼顧和考慮。」

究竟這次特首選舉是一場「改朝換代」的選舉，以至產生激烈的「利益板塊」的變動和衝突，還是一場「沒有分別，也沒有基本變化」的特首選舉？似乎筆者在這個問題的立場飄忽，觀點搖擺不定。這種「搖風擺柳」態度是一個有心作評論的人之大忌，故筆者覺得有需要說明一下。

香港能否再發光芒將影響中國的「大歷史」發展。

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小圈子選舉」制度本身是由一群極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權階層共同擁有的特殊政治權力構架而組成的。理論上，圈內階層的利益差異相對較小 (相對圈外群眾的「差異」程度，這點是顯而易見)，而且權力很多時集中在某一個政治理念相近的「多數派」手中。換句話說，即使圈內有利益和意見差異和衝突，也多是「圈內多數派」和「圈內少數派」的差異，而非「五十、五十」勢均力敵的競爭和角力，結果是「多數派」主導了結果。由於圈內多數派之間已經缺乏了明顯的立場和思考差異；故此，由「小圈子選舉」出來的特首跟一直以來「利益集團」的信念，理論上不應存在太大的差異。所以，誰當選理應都沒有「實質」的分別，也沒有甚麼「改變」的誘因。這就是筆者在《信報財經月刊》的結論，按引介論文的學理概念作實例說明。

問題是筆者發覺建制派競爭得如此「你死我活」，這此乎隱含著一個重要信息，這是一場「利益大執位」的權力博奕，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最上層及其周邊既得利益團體將有重大利益再重新分配之象，這些改變極可能反映在重要政策和施政方針的轉變，這就產生了少見的變局現象：即「小圈子選舉」帶來「變革性」的發展，為香港未來帶來「變化」的新局。問題是「傳統既得利益」者以「唐營」為根據地的建制派和「傳統反對勢力」者以「泛民」號召集結的反對力量似乎不謀而合，壓制著新政府的施政力量，令新特首只能多次聲明「穩中求變」來舒緩這股壓力。

事實上，這個「新局」的出現並非來自「小圈子選舉」的制度使然，小圈子選舉其本身的局限性並沒有改變，理論本身也沒有出錯。現在出現「新局」的原因是中央執政階層的「思變」和「派系競爭」所至，只是一種歷史「機緣巧合」的變化。是否能好好把握這個「歷史的機遇」，就看香港人的智慧和命數。

甚麼原因誘發這個「歷史的機遇」？這場選舉觸發了筆者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自1980年正式啟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衝擊和成功事情，也帶來中國社會民生劇烈轉變。一直走到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其再一次的「大歷史」關鍵時代，即今後一段時間的變化和發展將決定中國未來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歷史定位」和「國家命運」，而當中香港經濟和民主機制能否健康發展和「一國兩制」是否成功落實，將影響中國「和平統一」的歷史任務和建立一個「多元開放」的「混合多制型」國家 (美國是單一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聯邦制，而中國可能是由多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組成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省級政府有高度自治權利，中港台某種形式的統一) ，這種「多種社會制度結合」於一個統一政治實體可能會存在一段長時間。能否成為一個綜合型大國，這是一個「歷史定位」的問題；這個「多元制度」能否使中國強大，貢獻世界，這是一個「國家命運」的問題。香港機緣巧合地進入了這個重要的「大歷史」機遇，如何成功建設香港，讓香港成為香港人可以「安居樂業」和「自強不息」的地方，這不單是「香港好」的問題，也是「國家好」的問題。

可惜是，在過去的十五年，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經歷的急劇轉變，正正衝擊著香港各個方面的運作和發展，無論商業環境越趨壟斷，外圍經濟在全球化影響底下變得波瀾洶湧和政治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也處處面對不同利益團體和政治力量導致障礙重重。這些問題都體現在社會貧富差距擴闊，年青八、九十後一代，即使努力讀書，希望「自強不息」改變生活質素，也感到困難重重，當然這不是香港獨有現象，在全球化底下，不少發達的經濟體都出現「中產」萎縮現象，但這不是政府可以委過於人，把責負推到「全球化」問題和現象，就置之不理，因為當我們年青一代對自己人生失去希望和動力，必然帶來社會極度的動盪不安和怨氣，那麼有效管治根本無從說起，「一國兩制」就注定失敗，這就是中央領導層經常擔心的香港式「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這將嚴重削弱了「一國兩制」本身「積極功能」的一面，無論對香港人生活，對國家統一和國力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

在這個背景下，筆者認為中央政府決心處理這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而「梁振英出現」是中央政府考慮選用方法之一，最終「落槌」決定梁振英出任第四屆特首，可能經歷很多爭論和研判。筆者估計梁振英的首五年主要工作是為中央政府處理「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為「一國兩制」清除障礙，鋪平道路，這對大部分香港市民，特別是「中產」和「八十後、九十後的年青人」可能是一個「機遇」和「新局」。這就是筆者口中常說的「改朝換代」。

2012 香港特首選舉：流選的意義 — 香港上層社會的一次考試

以現在的局勢判斷，3月25日的特首選舉只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梁振英當選特首，二是流選，到5月6日重選。因為唐營已經放棄了爭取「當選」的機會，也放棄「箍票」的活動，這從唐兩場的選舉辯論可判斷到，所以選委明白投票給唐只會浪費選票，若他們還想產生「影響力」，就只有選擇「投票給梁」或「白票棄選」。

田北俊曾鼓吹選委投「白票」。

筆者認為，首輪投票結果若是沒有任何候選人取得 601票或以上順利當選，次輪投票結果出現「流選」的機會極高。因為在首輪投票時，唐、梁兩營和中央政府能控制的選票均大部分作出「最終決定」和「已經表態」，次輪出現「戲劇性」轉變的選票將是極少數，餘下變數只有在首輪沒有投票給唐、梁兩營和「白票」的選委，這些選委大部分是支持何俊仁陣營。筆者估計 (嚴格來說，不能算是筆者估計，因何俊仁今日已宣佈了泛民選委的投票決定，筆者只是相信這個說法) 他們大部分只會在次輪投票時，選擇離場抗議或投白票棄選。若他們在次輪把選票投給梁振英，這就等於公告天下 (因透過兩輪投票，很容易比較和計算到梁營新增票源)，泛民選委為梁當特首背書，增添梁的認受性，相信這不是泛民選委願意接受的解讀。基於這點考慮和顧忌，泛民選委在次輪投票「轉軚」支持梁的個案將是屬極少數。故筆者認為3月25日若出現次輪投票，流選幾乎是「定局」。



劉健儀宣布自由黨正副主席投「白票」。



那麼，「次輪投票」的機會有多大？這就要先了解「流選」的意義是甚麼？反映了甚麼的問題？

若選舉最後以「流選」收場，第一個「信號」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事務的「控制」不是想像中的「有力」和「有效」。否則，不會留有一個機會給「反對派」的選委在次輪的投票成為「關鍵少數」，在中央的「地頭」成了特首選舉的「造王者」。這是對中央發出一個極嚴重的「警號」，香港有機會給「反對派」控制，挑戰中央的權力和合法統治，這就觸動了中央政府的「主神經」。這意味甚麼？那麼，大家就要判斷中央在選委會的控制能力到那個水平？筆者答不到這個問題。



何柱國認為「流選」是「好事」。



筆者只能估計若流選真的出現，在5月6日的重選，無論當選特首是誰，在2017和2020的兩個普選問題上，都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社會在政改問題上將會爭論不休，加深社會的動蕩和撕裂。因為中央對香港所謂的「建制派」已經完全失去「信心」，也在這次選舉中看清楚「商人的本色」是甚麼，「沒有忠誠，沒有大局，只有利益」。有人說何俊仁陣營是「唐營 B 隊」，筆者估計在中央眼中，唐營是「泛民 B 隊」。香港不是存在兩個「建制派」，在利益關頭前面，香港有極大機會出現兩個「反對派」，這可能是中央的研判。若是這樣，普選的設計和安排就只會「從緊」，而不會是「從寬」。除非，中央認為可利用港人「仇富」的情緒，透過民主選舉取得港人的信任和支持，不再依靠「失信、不忠」的「港商派」治港，在這個解讀下，完全取消「功能組別」不是沒有可能，也為第四屆特首連任鋪平道路，這就是筆者在上次文章 《評特首選舉電視辯論》所說「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發展』對中國現政權也有『利益』的一面」，當然這一著也有「風險」，助大「反對派」的勢力，管治香港就可能更加困難，特別在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的情況下。至於中央會如何研判，最起碼要待今年立法會選舉後，中央把區選、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作綜合分析，判斷香港上、中、下層的政治取態，才有進一步決定。

「流選」第二個「信號」是新特首的民望偏低的機會極高，這將加深未來管治香港難度。若325出現流選，參加5月6日重選的候選人，筆者這刻估計有四人，包括梁振英、曾鈺成、何俊仁和葉劉淑儀。若四人均取得足夠提名票入場，民調最高的會是梁和葉劉，但當選機會最高的是曾，因唐營的基礎票和傳統親中票會流向曾，造成「低民望」的新特首出現，市民也擔心「傳統親中」在港政治力量過大 (這將會是泛民在立法會選舉力攻的一點) ，而作出「政治力量平衡考量」的投票，行政、立法角力更烈，加深管治難度。其中一個意外是「葉劉」當選，以高民調支持當選，以她對「權力」的熱衷，願意與「傳統親中」合作的機會也高，問題是她是否可以入場比賽。重選，梁振英是否有機會當選？若梁在重選時當選，就真是「鬥劇」一場！但「鬥劇」有機會出現，關鍵在民望差距。

「流選」還產生一個問題，若梁未有當選，會否組黨參加立法會直選，這是有線電視記者一次專訪中問梁的問題，梁振英未置可否。筆者認為機會不高，梁組黨將打亂中央在港的原初計劃，現在的分工是，民建聯負責爭取香港中產和專業階層的支持，工聯會則負責團結基層群眾的力量，特首就負責香港上層合作。若這個安排順利執行和見到成效，就嘗試逐步推行民主改革，爭取港人支持「一國兩制」真正有效落實，完成回歸工作 (完成工作限期為五十年)。在這個設計構思上，唐原是「理想人選」，可惜一場「測試」的選舉，改變了中央的計劃。

2012 香港特首選舉：評特首選舉電視辯論

剛過去的星期五，三位特首候選人終於進行了第一場同台辯論，而且香港市民可透過電視、電台或網上直播，看到或聽到整場的辯論內容。這本應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和「民眾參與」的活動，讓香港市民多點關心和認識香港的問題。可惜，辯論內容還是以互相抹黑或口號宣傳為主，對政綱內容和實質民生經濟問題，基本沒有深入的辯證和質詢，「特首選舉辯論」淪為一個「政治」娛樂節目，這是相當可惜的；也反映了香港「活躍政治人物」的質素和水平問題，但還是可以從辯論中觀察和推測到當下的選舉形勢。

十一間電子傳媒合辦的第一場特首選舉論壇

先談何俊仁，論詞鋒和反應都是三位候選人中表現最好的一位，相信不少港人都認同何俊仁的臨場表現富有娛樂性和揮灑自如，增添了辯論節目的觀看性。可惜，筆者認為何俊仁的「驚喜」也只限於其「娛樂性」，對實質的民生問題和政綱辯證的討論和申辯都極之不足。究其原因？相信是何俊仁及其團隊由始至終把這場選戰定位為「旁觀者」，從來沒有認真思考如何執政的問題，包括與中央政府的互動和合作方法。何俊仁的辯論重點只有一個，集中一系列刁難問題，令另外兩位候選人無法應對，以突出他們的弱點。而政綱辯論不會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何沒有花精力在政綱中質詢和申辯。在泛民眼中，唐、梁兩人最大的弱點是「中央欽點」的人。「潛台詞」是甚麼？「中央利益」與「香港人利益」有相當部份是不一致的，即存在利益衝突；而「中央欽點」的人正是在港維護中央利益最重要的代表，也是損害港人利益的最重要的障礙。中央和港人最主要利益衝突是甚麼？泛民和不少港人的看法應是民主政制改革和發展。筆者認為「不一定」，中國今後的發展必須進行像「市場經濟改革」一樣的「民主政制改革」，中央政府 (相對地方政府) 應更能意識到「民主政制改革」對中國強大和穩固現有成果的重要性，但「民主政制改革」引發的利益衝突比「市場經濟改革」更加大，風險更加高，阻力更加強，推行就更加「步步為營」。正因如此，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發展」對中國現政權也有「利益」的一面，也是「政治競爭」(一般稱為「政治鬥爭」，但這個叫法較多「負面」感覺。其實，若政治權力可以和平更替，「競爭」就自然存在) 中必被「利用」的東西 (民主改革和民主口號)。

話，說遠了，言歸正傳。以泛民的思考模式，何在辯論中便會集中突顯「內地與香港」矛盾的問題，例如「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六四事件」的取態問題，「2017特首普選」的提名門檻問題等。其實，這些問題都涉及一個共通點，都不是香港特首的個人可決定和推行的事情。任何有意出任特首的人，若能斬釘截鐵地回答願意完全廢除「功能組別」，「六四事件」應即時平反和「2017特首普選」不設任何提名門檻，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因為他們應明白這是不能靠個人意願能落實的選舉「承諾」，所以他們最後只可按何俊仁的劇本變成「帶人遊花園」的「政客」。其實，整個辯論也只是按劇本進行，對港人在認知香港應如何走下去，完全沒有進益。泛民沒有嘗試做多一點事，讓港人了解多些兩個候選人政綱和執政意念，而只提供「純娛樂」的「口水戰」！或許，有人辯稱何俊仁只是要求他們「個人表態」，沒有要求任何「政治承諾」。苦心自問，這可以嗎？一個在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政府的未來首長持有與中央政府「基本立場」可能不一致的看法，最後無法在港推行這位未來特首已公開「個人表態」的事情，這表明甚麼？這表明「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有足夠證據和口實被證明「名存實亡」。若有這樣「表明心跡」特首候選人當選，中央應如何做？若你們是「中央」，你們又如何做？你們有幾多個「選項」可選？(筆者不是要大家體諒中央的難處，從政者自有面對難處的智慧和意志，不用我們平民百姓為他們著急。筆者是要評估中央的反應，計算我們自身的利益) 委任他，讓他自行失信於民？我想不一定，有這樣「智慧」和「勇敢」的從政者，肯可能成為「人民英雄」，只是付鈔的是中央和港人，讓內地和香港無法維持「最表面」和諧關係，因為互信和互相「忍讓」的基礎可能被破壞了；不委任他，那就與港人民意為敵，即時撕裂內地和港人關係，只是快一步「兩敗俱傷」吧了！一個成熟和負責任的特首候選人只可接受「箴默」或「遊花園」的批評，而不會「小朋友」般到逞一時的英雄，損害香港的「穩定」利益。

「先禮後兵」，唐以「揭秘」為壓軸，計劃周詳，但唐基本是「政治自殺」。

 不過，筆者關心的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有沒有真心想過，在2017年或往後的日子嘗試透過普選，取得執政機會為香港作更「實質」的貢獻，推動真正有「派系輪替」選舉的歷史任務？他們會否考慮避免衝擊香港與內地的政治關係和基礎，願意作一個「成熟」和「負責任」的候選人，而選擇在「功能組別」和「六四事件」問題上選擇「箴默」？還是透過普選，挾持「民意」迫「中央」就範？泛民在未來普選特首這條路上，打算帶領港人走條怎樣的路？我們是否可以真正「安心」把我們的前途交給民主派的候選人，從而體現跟「小圈子選舉」不同的「真普選」，真真正正可選擇建制派以外的候選人。若續繼以「政治禁忌」來作選戰的「主攻略」，倒不如「誠實地」在中共管治下的香港作一個「兩制」下的「反對派」，爭取在立法會發揮制衡力量。這就是梁國雄 (長毛)和黃毓民兩個政黨的可取之處。

至於唐英年，不少人認為他的表現有「驚喜」，對答比預期理想。筆者認為唐的表現只反映一個「信號」，「兩敗俱傷」是唐營的「主戰略」。唐營似乎沒有再奢望民意可有大幅改善，更加沒有「執政」打算，他們目的只有一個，「打擊梁振英民望」。不要低估被評論的人物，這往往是分析犯錯的主因，筆者常提醒自己這一點。唐營不會認為梁民望下跌，唐民望就會上升，而兩個低民望的候選人差距收窄 (準確點說三個低民望的候選人) ，也不會有助唐當選。唐營的主要目的是要中央和選委看到，港人的民意是「三個都不選」，用民意 (準確點說是民調) 順利進動「流選」操作。這就可以明白唐營的操盤人以「揭露政府高層會議內容」這種衝擊本地「政治共識」和「政治責任」的「極端」和「不負責任」的選戰攻略的目的，只在於取得短期震撼效果，民意即時反感感覺。部分民主派人士鼓勵續繼「揭秘」，筆者認為先例一開，把香港政治推到最黑暗和混亂局面，日後再沒有政治互相和廣開言路可言，怕的就是歷史重演，如毛澤東「鳴放運動」後的「反右運動」和今天的「唐揭秘事件」。唐英年「揭秘」一著，反映甚麼？反映唐沒有「組閣」的打算，因為沒有「成熟從政者」會冒險加入唐的內閣和行政會議的班子，與一個沒有「政治誠信和道德」的政治領袖為伍，因為這只會污染自己的政治名聲和冒被「出賣」的機會。筆者認為唐已經「心思熟慮」了這一點，也經歷「掙扎」決定結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因為機會成本己經很低) ，目的只是「合法流選」以挫敗梁的當選，這己經是現階段的最大收獲。再配合李嘉誠的「公開表態」和梁慕嫻新書不遲不早的出版，說明她的「推理」。唐營的目的已經清楚不過。

最後，是梁振英。他的辯論表現令筆者感到「錯愕」。他的表現非一般人估計的「雄辯滔滔」和「反應敏捷」。筆者判斷不到這是「真正梁振英」的反應和表現，還是刻意營造的「影像」。問題是梁營為何刻意營造一位「辯才平平」的特首候選人？令人相信他不是坊間所傳的那樣「狼」，不要把他想像得「太複雜」，要大家相信他只是一位「力爭上游，勤勤力力的專業人士」，跟勤奮上進的普羅大眾一樣，又是一個「香港仔」的奮鬥故事。若是這樣，梁營的計算也算是「高明」，減少梁其「狼」的印象是需要的。但是否成功？似乎果效不大，也沒助民望上升。不過，筆者還是欣賞梁的表現，因為他是三位候選人中，相對地最努力嘗試多談政策、政綱和香港問題的候選人。

筆者希望星期一 (今晚) 選委會主辦的特首辯論可以多以「政策」和「港事」為辯論焦點，抹黑的故事和政治禁忌的遊戲，港人都聽夠了！拜託！

2012 香港特首選舉：激烈爭鬥下的信息透視

由政府發出兩份新聞稿回應有關媒體查詢所引發「西九門」事件開始，一連串「揭秘事件」便陸續發生，導致唐英年民望因「僭建門」事件而被重創，至昨天戰線延伸至現任特首曾蔭權身上。這樣的發展，相信是出乎很多人想像之內，意料之中，包括中央政府也估計不到今天的局勢，筆者由此而來的疑惑就更加多。

第一個疑惑是中央對現在香港的選舉情況如何評估？會否如香港一些的評論所言，視之為「亂局」和需要插手「調整」？由開初兩營信誓旦旦要作一場「君子之戰」，到今天連一場「君子」的政綱和治港理念之同台辯論也不見，不單欺騙了市民，也欺騙了中央。最慘不忍睹的是連現任特區政府都「進退失據」，陷入泥濘而不自愛，頓失去「政治中立」的「超然地位」和「政府威信」，衝擊政府的「保密機制」 (當然，事到如今，政府應交代整個「西九比賽」的評審過程和會議記錄，讓市民有充份的資料去判斷梁振英是否存在誠信問題，以確保選舉有最起碼的公平，對唐英年也是公平，因政府現在的交待方法，不足取信於民，導致梁有攻擊政府「死穴」的機會。這些簡單道理，政府理應早日計算和考慮)，而曾蔭權的「富豪門」事件就更是咎由自取，處事粗疏所致，釀成他的個人政治危機 (筆者個人認為曾蔭權以至整個問責團隊的官員基本上是廉潔的，整個公務員系統訓練和香港廉政文化還是可信，問題這不是「信」和「不信」的感覺問題，而是確立制度和法治問題)。由一場「小圈子選舉」引發出一連串「政治惡鬥」和「衝擊現有制度的運作」，如同「小朋友」因爭玩具，而大打出手和破壞秩序，「北大人」會如何視之、處之、待之？到今天為止，筆者可以確定的是中央沒有全力支持唐英年出任特區行政長官，這才可出現在「唐危機」下，梁振英可取得接近三百張的提名票 (接近最低門檻的一倍，跟唐提名票只差一百，反映梁不是「陪跑」，在小圈子有足夠支持度) 參與競爭，這和最初有消息指中央 (某派) 勸退梁振英，情況有很大差距。若勸退消息屬實，這反映中央的態度可能出現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對等待「指令」的部份選委可有「心領神會」？

若到本月尾，曾鈺成和任何其他的第三者，如《信報》的余錦賢提到的「陳智思」、現在努力想出戰的「葉劉」或江湖曾經出現過的名字，如「馮國經」 (當然，到今天都沒有陳智思和馮國經表態考慮參選，他們成為「候選人」機會極微)，他們最終均沒有出現或沒辦法出現參選，這意味中央接受唐、梁兩營惡鬥的格局，而不需要為現在所謂建制派分裂或大財團不滿作任何「特別處理」。若事情如此發展，則顯示了中央不覺得局面失控和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即使中央認為現在的局面是有點「亂」和「意外」。若是如此，則反映中央對治港信心增強了，對香港富豪集團的依賴也出現變化，並對如何發展「一國兩制」和「治港理念」可能出現調整，由過去側重「經濟掛帥」治港方針轉向更多元的兼顧和考慮。所謂「多元」，包括對港人漸漸形成「價值觀」和「文化內涵」多了瞭解和觀察，由區議會選舉結果到現在民意民情表達，由港人「血濃於水」慷慨解囊到兩地的文化衝突，中央可整理出一套對香港社會的評估，當中西方文化的法治、公平和自由的價值觀，跟香港人的務實、寬容及和諧的生活態度 (筆者認為「務實」也是東方世界相對較明顯的文化特色)，有機地結合出百年醞釀的「香港精神」面貌。中央在港的施政方針是要一個「歸順中國管治的和平城市」，如同「港人懷念英國管治的這份情感」，多於一個「抗拒中國管治的繁榮都會」。對北京來說，這個「和平城市」來得更有「意義」和「安全」。「繁榮」對中央來說是相對次要的考慮，真正重要的是「安定」和「同心」。問題是「誰人」當選能帶來較大機會的「安定」和「同心」？「誰人」倒亂香港經濟，帶來局面不穩，中央都有方法處理，這是否中央的想法？大財團又是否掌握這個關鍵？

問題是若曾鈺成或「葉劉」最終會否出選？那麼，讀者就要思考一個問題，為甚麼他們到今天都未正式宣佈參選或取得足夠提名參選？特別是曾鈺成的參選問題，更具關鍵。問題是中央還未決定？為甚麼中央還未決定？要等些「甚麼」才可決定？是「時機」？是「局勢」變化？是中央內部權力鬥爭問題？筆者認為只有一點可確認，中央評估現在讓兩營競爭較「決定」改變現局，更附合中央的「利益」，無論這是兩營要求中央給他們「決一雌雄」的機會 (唐營近日的其網誌文章，借用ATV胡恩威的《我要做特首 2》講述政綱和近日一些以“筆名”發表的報章評論文章，反映了唐營力求一戰)，還是中央要他們「決一死戰」的決定。這個「利益」是甚麼？一是觀察這個局勢發展作為2017年普選特首的個案研究，今次「特首選舉」是一個「政制試點」，更重要的是沒有抹殺兩營的機會，沒有「偏私」，按「願選服輸」原則和協定，誰也怪不了誰，更怪不了中央，好讓中央在港管治保持一個「超然的中立位置」，建立「權威」，平衡在港的各方勢力，不單要他們「口服」，還要「心服」。中央未有「傻」到如特區政府一樣，斷送自己「政治中立」的權威性。




中央保持其「中立形象」和「延後的政治優勢」，可能順水推舟讓兩營競爭，大前提是雙方都已經向中央作了政治承諾 — 「願選服輸」。

 

第二個疑惑是曾鈺成表示自己參與特首選舉，會嚴重影響民建聯在九月立法選舉選情，選民會作「行政與立法互相制衡」的「策略性投票」，這個說法合理，而且出現機會相當高。問題是這似乎反映了香港政黨對立法會的政治盤地較特區政府的「行政實權」更為重視，這就跟很多外國情況存在很大差異，值得研究政治的學者深思，香港政治制度的問題。讀者可能會問，「葉劉」似乎沒有曾的顧慮，積極參選，她不怕牽累自己黨友的政治前途？這是一個政黨領袖應有「道德」和「責任」照顧黨的發展和前途。筆者認為「葉劉」真正目的不是當選特首，而是提早為新民黨九月立法選舉作政治宣傳和熱身。所以，她政綱的首項目標是成功落實「雙普選」，她明白這樣政綱得不到中央最後的「祝福」，但她只需要一個發揮的「平台」和「曝光率」。退一萬步想，即使她「意外」當選，對黨的立法選舉影響也不大，因新民黨跟民建聯不同，新民黨是一個新政黨，參與立法會選舉人數不多，不是立法會第一大黨，市民不一定一票都不給新民黨，有一、兩位黨員當選立法會議員已是雙贏。葉劉參選利多弊少，合附政治利益。

有趣的是，有超過六成至八成 (過去不同機構，不同時間的民調結果) 支持盡快落實民主選舉的政制改革，但香港民意反映支持曾力推 23  條的「葉劉」的人多於長期大喊「雙普選」的泛民代表「鐵頭仁」。有趣，你說香港人「務實」也好，「詭詐」也是，但總令「北大人」看不透香港人對「民主」的看法。不過，「葉劉」打出「雙普選」牌有意吸納部份「中間游離」的選民，對泛民肯定不利，因為以區選結果和現在「葉劉」民調成績，是有力挑戰泛民的「勁敵」。但對中央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日後民建聯和新民黨成為中央「左」、「右」兩翼，在立法會發揮作用，總好浪費這兩顆棋子在「特首」選舉，消耗兵力。故筆者認為曾鈺成和「葉劉」出選機會較微，也附合包唐、梁兩營的要求。唯一變數，有第三者 (一些非兩營的傳媒) 搞亂個局，盡可能破壞小圈子選舉順利進行，迫「北大人」出手和變陣。唐營的人有否想到「真正的對手」是誰呢？

筆者還有其他疑問，但認為個人主觀判斷或直覺成份較多，未能好好整理出整個邏輯思路，故暫且不提，待筆者想通，而時機和話題配合，再跟大家分享。

2012 香港特首選舉：梁振英將面臨真正挑戰

梁振英將面臨真正挑戰，原因在於唐英年退選機會極大。

唐英年的「僭建門」事件足已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不是因為他「反規」僭建地庫，這是「小錯」；致命傷是他的解釋「疑點重重」，地庫在「入伙紙」發出後才建造的說法難以令人相信，極可能最終被媒體揭發他「再次」說謊，這是「誠信」問題，是從政者的「生命線」。「誠信」破產，不是能否「當選」問題，而是「無從執政」的問題。

一個失去「威信」的政治領袖，根本不能服眾，自然缺乏朝廷文武百官的「尊重」，每到特首的答問大會，例必被議員揶揄一翻，而無從「招架」；在施政上稍有不合某些議員、政黨或一般市民「心意」，就被「舊事」重提，那如何有效「施政」。需知道任何政策皆會影響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滿，故此「政府」需要一定程度的「權威」和「民望」，才能有效管治和領導人民，現在唐英年「缺乏」的正是這份政治領袖的「素質」。

梁振英真正挑戰出現了 — 曾鈺成開始測試水溫。

即使他沒有「說謊」，地庫最後可被「證實」2007年後，取得「入伙紙」才開始興建。這反映了甚麼問題？這反映了唐英年「目無法紀」，漠視政府法例和沒有作為領袖的紀律。在香港，這個講求「法治」和「紀律」的文明都市，他如何當香港的特首，如何要求「需要參與直選」的政團與他「同舟共濟」，而這些政團可能在選舉中遭到「車毀人亡」的代價。更重要的是，若唐英年或其妻郭妤淺觸犯香港刑法，被判有罪，中央負責港區事務的負責人，如何面對這個「丟臉」的事情，甚至開香港政治史先例，首位在任特區首長觸犯刑法定罪而辭職再選。相信中央也開始思考這個情況的可能性，當然內地省市「一把手」的官員也曾有被「雙規」下台的例子，但筆者相信中央不想這樣的例子在香港這個中國唯一的國際城市，在中國管治下變成與內地省市一樣。中國需要一個廉潔、法治和有國際視野的地方，作為她日後長遠改革和發展的「樣板」，這個「樣板」，現在看來只有「香港」。對中央來說，香港的「潔身自愛」，比唐英年的政治前途更重要。所以，筆者認為唐英年退選機會極大。

問題是唐英年退選，不是梁振英就可順利當選。事實上，唐英年「超低民望」的繼續參選，才是梁振英的最大祝福。現在情況是圈子內代表工商派、英治時期的精英派和泛民派都不想梁振英當選特首，這直接影響日後五年他們的政治權力分配和相關利益，故極力支持唐英年當選。可是，他們的「利益代辦人」已經到了「強弩之未」，不得不考慮另覓人選。

到目前，宣布考慮參戰的有兩位，一是曾鈺成，另一位是葉劉淑儀。筆者認為「葉劉」沒有機會，因為她贏梁振英機會十分低，傳統左派根本不會支持和曾蔭權背景一樣的「舊英精英」做特首，他們都是「公務員」系統的「忠實」支持者。她也得不到泛民的支持，她和梁振英都是泛民的「世仇」(當然泛民對葉劉還會寬容些，但對根正苗紅的梁振英則更難溝通)。所以，她不是有效威脅梁振英的人選。反而，曾鈺成靜待的「良機」出現了，昨日他主動宣布「有人」游說他參選，正是測試市場反映，包括工商派和市民的反映。他是有力威脅梁振英的對手，因為他和梁振英票源重疊 — 「傳統左派」，唯一吸納不到可能是專業服務界別的票源，只要工商派能接受這位「傳統左派」作他們的「代辦人」，梁振英落選機會很大。

唯一救到梁的是「民意」。若梁有辦法跟他的對手維持到一個超過 15 % 的民意差距 (筆者個人的最大差距要求估計，其實能領先 10 個百分點，在很多選舉已經很確定可以勝出)，筆者認為在中央訂下的遊戲規則「忠心、能力和民望」，梁還有機會 (雖然，中央某方面勢力曾力勸不要參選，但已得到李建國和彭清華透露了中央可以接受「梁」參選挑戰「唐」，這反映的不是梁的堅持終獲認同，而是梁的後台不弱，梁才敢膽拒絕勸退)。但對梁民望最大的挑戰有兩點，一是「西九門」事件。事實上，公眾對梁振英在「西九利益申報」事件是否有嚴重誠信問題還是「未知數」，只是負責這項任務的人，手法太差，妄顧政治基本「操守」，犧牲特區政府得來不易「政治中立」的民間信任，這是極深遠的影響，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基石之一。另一點是他的「城府甚深」、「心謀遠慮」和「野心勃勃」的形象，相對曾鈺成，市民會感覺他比梁「無咁狼」。其實一位成功的從政者，那有這麼容易給我們這些平民百姓看得穿，一個相對「單純」和「不精於政治計算」的參選人，我們叫他為「豬」；一個相對「做事有計有謀」和「胸懷大志」的參選人，我們稱他為「狼」；現在有位看似不「豬」也不太「狼」，大家又會否懷疑世事那有這麼「美好」。更何況是一位自幼從政，在中港政圈有幾十年的練歷的政治「博士級」人馬，那有這麼簡單。一位看似「不狼」的「不豬」的政治人物，可能是更加「深不可測」的人。

其實，種種跡象顯示有勢力的人竭盡所能要阻止梁振英當選，這顯示了一個甚麼「信號」？由特區政府放棄「中立」就已經表明這是一場真正「改朝換代」的政權爭奪戰，是圈內香港兩大商派的角力，「中央」中的「中央」也被挾在中間。不過，若唐退選，曾補上。最後，輸的不只梁，還有一直想維持「公務員派系」治港的集團，無論是曾，是梁當選，傳統左派也是歡迎和得益。有趣得是，若曾鈺成當選，側歸功於唐、梁兩營玩「抹黑」抹出禍。

但對一般市民來說，參選人是否「深不可測」不重要，參選人是甚麼派系也不重要，參選人是否「勤政愛民」、「做事公正」和「高瞻遠矚」才是重要，參選人能否堅持香港法治精神，善待政敵才是重要。有這樣才華和胸襟的人，就是有點「深不可測」的特點，也是不錯，這才可讓他在「波瀾洶湧」的政圈生存。否則，只落得「董建華」的收場。問題是我們沒有這份判別政治人物品格和能力的眼光和智慧，唯一可以做的是集中看他們的政綱和辯論中對政綱的解釋，從而了解他們的執政理念和迫他們在選前的政治承諾，在傳媒記錄下，立言作誓，以他們的政治信誠作押。筆者認為，這是市民唯一可做的事情。因為「誠信」是政治人的「生命線」，希望這不是筆者「太天真」的想法。

後記： 但就算最後能「改朝換代」，民生是否得到改善，社會深層問題是否可以逐步有效解決，還是要拭目以待，由歷史給我們答案。其實，無線電視可考慮拍一齣現代版「金枝慾孽」，劇本已經準備好，就以今屆特首選舉為監本，邀請政圈和傳媒中人作劇本顧問，相信再開無線電視劇先河，收視可以再破新高；而 ATV 繼續專業發展時事評論，深入分析這場選戰各種「來龍去脈」，兩台合作，娛樂與資訊分析並存，香港人就有福了。

特別報告：筆者已經寫了一篇介紹外國學術期刊對民主選舉的政府更替理論研究給《信報財經月刊》，有機會在下期 (三月號) 刊出，當中加入了筆者對「小圈子選舉」的分析，歡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