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爭論與台灣大選 (舊文重刊)

3月9日《信報》的《林行止專欄》提出一個疑問：「香港現在發生的一場『文化小革命』，當中推波助瀾的人是否有替陳水扁先生助選之嫌？」據此，筆者從不同媒體搜集資料，發現與林行止先生有相同看法的人實在不少。

據聞，副總統呂秀連現已搜集了大量這數星期在香港發生鬧劇的資料 (特別是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先生的言論及其在電視上的表現)，作為攻擊中共和「一國兩制」之宣傳材料，達至選舉目的；而總統陳水扁在接受TVBS電視台專訪時，有這樣的一番話：「台灣總統人選不是中南海所能決定的，台灣不是香港……」。《開放》雜誌的總編輯金鐘認為香港現在這場政治批鬥，讓台灣人更加不相信 「一國兩制」作為兩岸整合的有效方法，「一國兩制」只為台灣提供壞印象。

 藍綠選情逆轉

 2月21日，第二次國政辯論結束後，《中國時報》的民意調查顯示，在成功訪問的920位合資格選民中，有42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只有37 %；而《聯合報》在2月26日的民調顯示40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也只有37 %；台灣「年代」電視台在2月27日的民調則有38.3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只有33.7 %。

相片來自《文匯報》

 「228手護台灣」之後，《聯合報》在2月29日的民調顯示38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下跌至35 %；「年代」的民調則有36.5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有35 %。綜合這些數據，即使「228手護台灣」之後，「連宋」和「陳呂」的距離拉近了，但「連宋」還是領先「陳呂」。

 但最新民調數據顯示情況逆轉，據台灣智庫委託山水民意研究公司於3月4日至6日，訪問了1,126人，當中投「連宋」一票為39.5 %，投「陳呂」一票則有40.4 %，「陳呂」在該項調查首度超過40 %，並輕微領先「連宋」；而《中國時報》於3月1日至5日的調查，成功訪問的3,391位合資格選民，其中有38.1 % 的選民投「連宋」一票，投「陳呂」的有39.8 %。數據顯示，比較「228手護台灣」之後的民意調查，台灣兩大陣營情況逆轉，是甚麼因素導致選情逆轉？當中有多少因素受香港近期的政治運動影響？據聞，「228手護台灣」有200萬人參加，遠超綠營最初估計，部份台灣人民表示受香港「七一遊行」所感動。

 北京為陳水扁助選？

 問題是：是否如林行止先生所懷疑，在「愛國爭論」中積極參與的左派或親北京新貴中有人借意為陳水扁先生助選？做其「無間道」計劃？據筆者觀察，機會不高。因為參與批鬥的還有《瞭望》和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等中央宣傳工具，如果有人要替陳水扁先生助選，助選的人就是中央，最少是部份在中央有影響力的人。



相片來自英國廣播公司 BBC

據一些研究中國國情分析，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王新中的一篇文章指出，若兩岸趨勢是傾向鬥爭性高於合作性，則北京希望陳水扁贏。因為「陳呂」陣營多年以反華為主，但「連宋」反華色彩較淡，但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在爭取13億民心，掌握主動權，綠營勝出較易對待，藍營勝出情況較趨複雜。

基本上，綠營若真的推行「台獨」亦較難得到國際支持，走的是「自戀式台獨」，對中國而言，台灣只會成為「國際政治皮球」，控球的還是中國一方，問題還是可以接受。但藍營勝了，她走的就不會是「自戀式台獨」，也不會接受「一國兩制」，走的會是易取得國際接受的「國際式台獨」，這時中國在兩岸問題上就沒有綠營勝出所帶來的優勢。筆者最近也留意到台灣開始有人指出台商一直忽視了一個投資的寶地 — 印度，亦有不少台灣財經刊物引述外國專家學者和企業家，認為台灣有全球化的優勢，推動和誘發對印度或其他地區投資的討論和思考，藉此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這樣「國際式台獨」就有了基礎和出路。問題是北京是否有領導人想以鬥爭性作為兩岸戰略的方針。

 連宋當選未必有利兩岸統一

另一位中國問題專家陳毓鈞教授也指出「連宋」當選，也不一定有利兩岸統一，因為泛藍需整合內部不同政治光譜，外部也受到泛綠力量的牽制；事實上，「陳呂」即使選輸，泛綠陣營仍是台灣一股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北京不可能不理會和綠營的互動，北京仍要找機會和綠營內的溫和派和務實派接觸和溝通。所以，在現實的政治利害角度來說，北京對藍綠兩陣基本上是一視同仁，北京關心的是選後的兩黨政策如何步署。亦有專家認為兩岸問題遠多於台灣選情如何，而是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取態和處理方法。

陳教授認為就「胡溫」對兩岸問題的多次發言，在過往的「聽其言，觀其行」的政策已顯得被動和消極下，「胡溫」將思量較積極進取的政策，強調「盡最大的誠意和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對選戰中的言論視為選舉策略的考量，不作太認真對待，以低調處理；強調兩岸領導人以「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兩岸政策要「前後連貫，持續進展」，以「講信修睦」精神為政策方針。

筆者認為這個合作性的兩岸戰略方針是建基於「互守誠信」的基礎上。但觀乎近期香港的「愛國爭論」，信心真的不大，但願筆者看錯。

 

註：原文於2004年3月16日以筆名「葛子民」 刊登在《信報財經新聞》(信報)，「中港評論」版。本文是2012年修訂本。

勾地表的土地閒置問題

社會因樓價高企，房屋供不應求問題嚴重，故有建議政府把勾地表中「長期閒置」的土地抽出來作興建公屋或居屋之用，以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舒緩供不應求的差距。這個建議不單可幫助更多中低收入家庭或單身人士解決居住和置業問題，而且政府可透過「抽地政策」加強政府的土地操控能力，減少地產發展商對房屋供應的操控。事實上，政府透過地鐵公司 (香港上市編號：66) 和市建局 (全名「市區重建局」) 對住房供應的操控也不亞於發展商。無論如何，增強政府在土地供應的彈性和控制能力是有助舒緩房屋供應緊張的方法，從公共政策立場來說，筆者基本上贊同「抽地政策」的精神。

問題是土地閒置多久才算是「長期閒置」，三年？五年？這個「閒置」年期的長短將會影響發展商和政府日後「土地供需博奕」的變化，而且社會也不應視「土地閒置」是一種土地資源的浪費。事實上，土地的開發和回收是一個需時甚長的過程，閒置的土地有助提供和改善整體土地供應的彈性和靈活性，避免樓價因土地供應彈性過低而出現飆升現象。所以，不是「閒置」年期越短越好。問題怎樣的年期定義和限制是「適當」和產生正面果效？

本圖片取自《蘋果日報》，2012年 11月20日。

 若「長期閒置」的定義年期越長，閒置的土地數目會越多，反之，閒置土地數目會較少，而「閒置土地」若受被迫使用的限制，這將會影響地產發展商的投地策略和政府調控勾地表的土地數量和速度。

在政府按規定主動抽地的政策下，地產發展商會重新計算每年被迫「抽出勾地表」的地積數量，若發展商避免優質地皮流失 (轉變為資助房屋用地) 或影響發展商地皮附近的發展計劃，可能要預留大量資金作「被迫購買土地」，這將減慢或減少其他正常土地投資的數目，作資金準備。這樣的話，新政策初期 (三至五年) 可能會打亂整個樓房市場的供應數量，以適應「按時抽地逼賣」政策的影響。

政府也會改變其勾地表土地更新的策略，避免土地「按時」被迫消化，導致政府土地儲備失控問題，逐漸形成勾地表的土地更新速度下降。長期來說，勾地表可選土地將會減少，令發展商因可供投地的數量減少和「到期土地被迫抽出」的政商對決 (若土地拍賣失敗，土地將

不會回流勾地表，而是流向資助房屋市場，這種對決有利政府提價，特別在勾地表土地數量逐漸減少，因避免被迫拍地，導致土地儲備 (閒置土地) 流失太快)，可能刺激未來土地成本進一步上升，導致樓價上升，市民的置業問題變得更加困難。這時候，社會怨氣更大，仇富恨商的情緒更烈，對政府興建資助房屋的呼聲更高，政府需尋找更多額外土地建房減憤，這將可能影響政府土地靈活運用的彈性問題，土地供應彈性進一步下降，彈性越低，長遠樓價上升壓力越大越急。

或許有論者認為實無需明確指定「長期閒置」的年期多少，避免政策缺乏彈性。那麼，何時才解決存放在勾地表的閒置土地？標準是甚麼？還是任由政府決定？若是如此，跟現行勾地表政策有何分別？社會又是否接受這個「不界定年限的抽地」政策？若要定一個透明度高的「逼賣廢閒」年期，避免資訊不明朗，造成市場過多揣測，被人利用資訊混亂之機謀取暴利，導致樓市波動風險上升；那麼年期的長短釐定就應小心研究，這將是特區政府的重要考驗。

若年期定得過長，如八至十年，政策效果有限，但副作用可能較少；年期界定較短，如三至五年，政策效果較大，但副作用可能較多和較強。任何政策更新變化都會帶來市場互動，策略更新的博奕問題，政府和議員要小心考慮這些動態變化帶來的副作用和中長期影響，不能單靠「民情洶湧」來作公共政策釐定標準。

 

註：原文刊登於《信報》，2012年11月21日，B14版，「專家之言」，本文為修訂版本，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官方網站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