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筆者在《信報財經月刊》的專欄「新經濟理論」介紹了一篇有關民主選舉制度與政府管治水平的因果關係和變化規律的學術論文，並措題發揮跟讀者談談「小圈子選舉」和「本土政治」的問題和筆者的個人看法，起題為〈民主與獨裁：在變動和穩定之間的抉擇〉。
可能是篇幅問題，編輯們除了為文章作了一些潤飾，令文章讀起來更流暢易明外，也刪改了一些文字。當然，刊出文本跟原文意思整體相同。文章的第一段的原文是這樣的：
「……更有時事評論員認為這次七百萬港人的「假戲真做」，已經突破了原本「小圈子選舉」的局限性。可惜的是，從民主選舉的公共政策和地區管治之功能來說，這不是事實，「小圈子選舉」並未能產生「民主選舉」的「更新政府」的功能和意義。但筆者也認同市民以不同方式積極投入這個「我們不能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可能有助影響兩個主要參選人的日後施政，或有利於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
這跟文章最後部分意思一致，前後呼應，文本如下：
「今屆特首選舉帶來一定程度的公眾參與，但這不能抵消小圈子選舉其本身的局限性。」
事實上，這個觀點帶來一個更重要的推論，這在文章最後的結論指出來：
「這樣產生的政府 (無論何者當選)，其管治水平和執政能力都不會有很大改善和突破，還是停留在與過去接近施政水平的「超穩定」狀態。若以這個角度來看，圈內權貴其實也不用太擔心那個當選，因為影響不大；圈外群眾也不應期望太高，因為改變不多。事實是非如此，有待歷史證明。」
這意味著「小圈子選舉」不會帶來管治水平上升和社會民生的改變。
不過，有留意筆者在有關今次「特首選舉」評論的網上文章的朋友，可能發覺網上文章的立場跟信報月刊的結論似乎存在出入。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筆者在網上文章多次指出，這次特首選舉中建制派「異常激烈」的競爭反映了這是一次「改朝換代」的選舉，意指這可能改變香港未來社會發展方向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軌跡。正如筆者在〈2012 香港特首選舉：激烈爭鬥下的信息透視〉所寫：「……若是如此，則反映中央對治港信心增強了，對香港富豪集團的依賴也出現變化，並對如何發展「一國兩制」和「治港理念」可能出現調整，由過去側重「經濟掛帥」治港方針轉向更多元的兼顧和考慮。」
究竟這次特首選舉是一場「改朝換代」的選舉，以至產生激烈的「利益板塊」的變動和衝突，還是一場「沒有分別，也沒有基本變化」的特首選舉？似乎筆者在這個問題的立場飄忽，觀點搖擺不定。這種「搖風擺柳」態度是一個有心作評論的人之大忌，故筆者覺得有需要說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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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能否再發光芒將影響中國的「大歷史」發展。 |
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小圈子選舉」制度本身是由一群極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權階層共同擁有的特殊政治權力構架而組成的。理論上，圈內階層的利益差異相對較小 (相對圈外群眾的「差異」程度，這點是顯而易見)，而且權力很多時集中在某一個政治理念相近的「多數派」手中。換句話說，即使圈內有利益和意見差異和衝突，也多是「圈內多數派」和「圈內少數派」的差異，而非「五十、五十」勢均力敵的競爭和角力，結果是「多數派」主導了結果。由於圈內多數派之間已經缺乏了明顯的立場和思考差異；故此，由「小圈子選舉」出來的特首跟一直以來「利益集團」的信念，理論上不應存在太大的差異。所以，誰當選理應都沒有「實質」的分別，也沒有甚麼「改變」的誘因。這就是筆者在《信報財經月刊》的結論，按引介論文的學理概念作實例說明。
問題是筆者發覺建制派競爭得如此「你死我活」，這此乎隱含著一個重要信息，這是一場「利益大執位」的權力博奕，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最上層及其周邊既得利益團體將有重大利益再重新分配之象，這些改變極可能反映在重要政策和施政方針的轉變，這就產生了少見的變局現象：即「小圈子選舉」帶來「變革性」的發展，為香港未來帶來「變化」的新局。問題是「傳統既得利益」者以「唐營」為根據地的建制派和「傳統反對勢力」者以「泛民」號召集結的反對力量似乎不謀而合，壓制著新政府的施政力量，令新特首只能多次聲明「穩中求變」來舒緩這股壓力。
事實上，這個「新局」的出現並非來自「小圈子選舉」的制度使然，小圈子選舉其本身的局限性並沒有改變，理論本身也沒有出錯。現在出現「新局」的原因是中央執政階層的「思變」和「派系競爭」所至，只是一種歷史「機緣巧合」的變化。是否能好好把握這個「歷史的機遇」，就看香港人的智慧和命數。
甚麼原因誘發這個「歷史的機遇」？這場選舉觸發了筆者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自1980年正式啟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衝擊和成功事情，也帶來中國社會民生劇烈轉變。一直走到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其再一次的「大歷史」關鍵時代，即今後一段時間的變化和發展將決定中國未來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歷史定位」和「國家命運」，而當中香港經濟和民主機制能否健康發展和「一國兩制」是否成功落實，將影響中國「和平統一」的歷史任務和建立一個「多元開放」的「混合多制型」國家 (美國是單一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聯邦制，而中國可能是由多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組成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省級政府有高度自治權利，中港台某種形式的統一) ，這種「多種社會制度結合」於一個統一政治實體可能會存在一段長時間。能否成為一個綜合型大國，這是一個「歷史定位」的問題；這個「多元制度」能否使中國強大，貢獻世界，這是一個「國家命運」的問題。香港機緣巧合地進入了這個重要的「大歷史」機遇，如何成功建設香港，讓香港成為香港人可以「安居樂業」和「自強不息」的地方，這不單是「香港好」的問題，也是「國家好」的問題。
可惜是，在過去的十五年，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經歷的急劇轉變，正正衝擊著香港各個方面的運作和發展，無論商業環境越趨壟斷，外圍經濟在全球化影響底下變得波瀾洶湧和政治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也處處面對不同利益團體和政治力量導致障礙重重。這些問題都體現在社會貧富差距擴闊，年青八、九十後一代，即使努力讀書，希望「自強不息」改變生活質素，也感到困難重重，當然這不是香港獨有現象，在全球化底下，不少發達的經濟體都出現「中產」萎縮現象，但這不是政府可以委過於人，把責負推到「全球化」問題和現象，就置之不理，因為當我們年青一代對自己人生失去希望和動力，必然帶來社會極度的動盪不安和怨氣，那麼有效管治根本無從說起，「一國兩制」就注定失敗，這就是中央領導層經常擔心的香港式「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這將嚴重削弱了「一國兩制」本身「積極功能」的一面，無論對香港人生活，對國家統一和國力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
在這個背景下，筆者認為中央政府決心處理這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而「梁振英出現」是中央政府考慮選用方法之一，最終「落槌」決定梁振英出任第四屆特首，可能經歷很多爭論和研判。筆者估計梁振英的首五年主要工作是為中央政府處理「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為「一國兩制」清除障礙，鋪平道路，這對大部分香港市民，特別是「中產」和「八十後、九十後的年青人」可能是一個「機遇」和「新局」。這就是筆者口中常說的「改朝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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