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開放》雜誌刊登了《河殤》(《河殤》是88年中央電視台拍攝的一套探討中國文化的電視片，受到廣泛關注) 作者蘇曉康的一篇文章〈文化激進與政治激進－從梁啟超說到天安門〉。文章裡有一段插曲：有一次蘇氏到美國一所大學演講，在發問時間，有一位剛從內地到美國的女學生問蘇氏：「你覺不覺得《河殤》對這一代大學生影響很大？」蘇氏隨口否認。蘇氏想大學生的思想早超越《河殤》的理念。但這個女學生即時哭了起來，說著：「你們怎麼這樣不負責任？」這是蘇氏第一次聽到來自非政府機構的斥責，而且是來自一位被他影響的青年人，一位平民百姓。
究竟「我們對他們應負怎樣的責任？」，這是蘇氏第一個想到的問題。作者在文末說了這番話：「批學生的政治激進之前，先說一說自己的文化激進；批下一代無道德之前，先掂量一下『本代』的道德資格，似乎也公平一些。」
正如筆者在網誌簡介所說，寫文章是困難和危險的工作。蘇氏的故事給筆者很多提醒。
筆者是個傳統的人(相對現代年輕的一代而言，但自信筆者也不是很保守的人，至於是否固執，則見仁見智了)，寫好文章，即使是網誌式的小品文字，筆者都認為要多讀書，多看各類資訊。讀書不單純是知識的吸收，也是個人學習獨處的修煉，學懂獨處就能明白世局人情，就懂得放下、原諒和體恤。人生如何，有時在於一念之差。
唐君毅教授在1960年出版的《青年與學問》，其中一章書名為〈說讀書之難與易〉，說：「讀書以成學者易，坐能言起能行以致用難。……有讀書之樂，易；變化氣質，難。」是難、是易 在於諸君的心志、毅力和洞察世情之能力和決心。氣質變化是需要「時間」醞釀。
在這篇文章的末段，唐教授道出了讀書與生命的絲絲縷縷，願與大家互勉：
「書易讀，亦難讀。易則甘，難則苦。歷甘苦，能讀書。」
「書易讀，亦難讀。說難說易都容易，各人甘苦各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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