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香港特首選舉：港人「義憤」與唐英年的困局

由特區政府引爆的「梁振英延遲利益申報」事件，似乎已為這場特首選舉帶領到一個新階段 — 全港市民齊來參與「誰」是「無信」大辯論。特區政府同日晚上(2月8日) 於十六分鐘內發放的兩份新聞稿，觸動了香港人的「政治神經」。本來自兩個建制派的參選人，部份香港人都明白沒有甚麼「值得支持與否」，但現在特區政府在提名期前夕，「局部」發放「選擇性」資料構成兩位主要參選人有明顯不同的「公眾形象」，實難說服香港市民相信特區政府是「政治中立」和「沒有任何政治意圖」，後一句話更是「欲蓋彌彰」。一個完全有「政治信息」的新聞稿發放，政府完全沒有評估有關新聞稿的「影響」，這是「不負責任」政府才會「做」和「說」的事情。



2003 年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是香港政治史的重要一頁。



大部份香港人「政治血液」中流著兩種血 — 「公平公正」和「鋤強扶弱」，前者是「理念」，後者是「感性」。現在特區政府在特首選舉中引發了市民這兩股「政治血液」，把梁振英先生推到去一個「被政府迫害」的「政治弱者」角色，有「弱者」角色自然產生對應角色，不知是「無辜」還是「自食其果」，故事另一主角唐英年先生就成了這場選舉的「政治惡霸」，導致不同網絡的討論區出現了很多「情緒高漲」的留言，這股「情緒」若無法釋放，將是一個「危機」。

現在唐英年先生的困局是，若梁振英先生未能成功取得足夠提名票成為「候選人」，唐很難改善他的民望。無論他政綱如何出色，他也沒有可能贏到一個「選舉上死了的人」，市民永遠不能真正見到聽到唐的政綱勝過梁的政綱，「娶不到的女人是最美的」，這是人的情感迷思。唐英年只有背負著這個特區政府的「政治操作」為他帶來的「政治惡霸」印象，以低民望情況下當選特首，後果如何不知道。輕著市民在年底立法會選舉選出「反對派」以發洩不滿情緒，順道加強監察他們不滿的新政府；重著再出現大型的示威遊行，企圖迫新特首下台。最後如何？唐英年政府執政初年要派多些「福利」和「錢」，特區政府這方面還有能力，因為曾特首已經留下大額財政儲備來應付「歐債危機」。

若是唐接受梁振英入場與他「同台辯論」，唐就要面對一個他和他的團隊都不想接受的風險，唐的政綱和判斷力均比梁弱，這就無法大幅收窄二人民調上的差距，令中央尷尬和兩難，隨時誘發中央十八大前夕的內部鬥爭，如要唐在這情勢下當選，香港建制派將要有「犧牲」的準備。

本來的如意算盤是新聞稿發放後，梁在這兩星期內民望急挫，唐利用這兩星期民望差距收窄的「黃金機會」，盡納提名票，到事件淡下來或市民看法可能轉變後，梁也沒可能找到足夠提名票。市民若不同情或接受梁的解釋，甚至質疑梁的「誠信」，事情就好辦多了。而且唐也不用面對一場又一場的「富挑戰性」的辯論比賽，不致「無能」形象深入民心，有利當選之後的工作，可惜事與願違，他和他的團隊的政治判斷力和選戰操作能力實在薄弱。

唐現在可以做的是要求特區政府公開所有「西九評審」的資料和他自己出示有關「紅酒減稅前的150萬紅酒的去向」所有資料以示自己清白，讓市民自行判斷梁唐二人的「誠信」水平。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把這股氣盡快紓放」，希望可以重新部署。

2012 香港特首選舉：「抹黑」戰略與事實真相

香港特區政府權力地點 — 門常開，各種政治暗鬥也常在。

在特首選舉提名前夕，特區政府“罕有地”與新聞界“衷誠合作”，不分日夜在晚上八時十二分由政府新聞處發放新聞稿回答傳媒查詢和民間傳聞，「確認」特首參選人之一，梁振英先生在十年前的「西九評審的利益衝突事件」，並在同日十六分鐘後由行會秘書處發新聞稿「澄清」另一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先生在降低酒類飲品的課稅率事件已申報利益。在這個關鍵的敏感時刻，在梁振英先生公開表明未有足夠提名票參與選舉，在唐英年先生一再表明只與「候選人」公開辯論，在不同大學民調顯示兩個主要參選人民意差距拉闊，在中央無辦法阻止梁振英跟唐英年競爭特首席位，在中央和香港社會上層架構的「既得利益」集團無法解脫低民望當選的尷尬局面，在試圖降低民望當選的感覺，避免造就「反對派」年尾立法會選舉的「黃金機會」，特區政府「罕有地」造出一件令人「極難」相信是「沒有意圖」的「回應事件」，以極明顯方法 (利用晚上非辦公時間，以極短的16分鐘，透過兩個政府部門聯手合作) 回應「帶有極明顯反差效果」的新聞稿發放，筆者很難相信這是「正常」的政府的政治操作，也脫離特區政府過去的「不回應個別事件」的政治操作。問題是特區政府是「自願」出擊，還是「被迫」出手。但以特區政府的發放資料方法，大家也應猜到一二。

那麼幕後主事者是誰？有這種影響力，可動員特區政府「曲線」影響民意選情，又掌握到政府內部「黑材料」和「負面素材」，也應不會很多人可做到，還要「豬」到提供「正反例子」提醒市民，這樣「明顯」的選戰工程，簡直當港人是「豬」。

令人擔心的是特區政府對其「獨立性」堅持，對中央「承諾」的「港人治港」的承擔和對「公平公正」的香港核心價值的守護會否喪失。特區政府這次「明顯」或「突破」的「一般新聞稿」發放，是否她唯一可以選擇向港人「暗示」她的「苦衷」的方法？值得深思和調查。

在這次事件中，也可提供機會讓市民看清楚一些人的「心思意念」，筆者認為「最聰明」的一位是「泛民派」候選人的何俊仁先生，以極高調和誇張的言辭評論事件，意圖製造民意，以收「一石二鳥」之效，在日後正式特首選舉辯論賽，在「梁缺席」格局下，有機會提高民調成績，也能確保唐英年當選，為年尾立法會選舉鋪路，利用千載難逢的民情反彈機會取回失地，高「政治智慧」！最令筆者感到「好笑」是《AM 730》李慧玲小姐的專欄「左右大局」的文章，甚麼才是重要的「事實真相」？我們特區政府若是主動出擊，在不遲不早的時間掌控，利用極短時間讓「事件」發酵，產生預期民意效果，縮短市民理智思考的時間，這是「好事一樁」？做了那麼多年「政治記者」，還是這個「水平」，以取得「爆料」為樂，不知還可以說甚麼。令筆者欣賞的是汪明荃小姐的回應：「接受梁的解釋，希望唐梁辯論以了解他們的口才及政綱，但暫不會提名兩人。」欣賞，不是因為她「接受梁的解釋」，而是她不被事件擾亂自己的「視線」，不上這些政治智囊的「當」。

筆者只希望特區政府可保持「中立」，弄清甚麼是「抹黑材料」，甚麼是「事實真相」，甚麼是「公平公正」？「誠信」問題是重要，候選人需要高誠信素質是事實，但特區政府也需要高的政治誠信素質面對市民！

研究員的生涯

近個多月來，工作繁忙，不停聽學生的研習報告，批閱他們的論文和測驗，趕起所有課程的溫習材料給他們準備學期終考試，還有其他行政工作，真是「忙」命天涯！在大學教書，除了需要定時閱讀同行研究論文，學生的功課也是以研究性質為主，特別是高年級的課程，對研究質素的要求會更高。今年，筆者除了負責帶領一班四年級經濟及金融系的學生進行2008年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的分析研究，看了十八份不同主題和看法的研究報告，還要負責批閱一份四年級經濟及金融系學生的畢業論文，並作有關論文「三師會審」(由三位經濟及金融學系老師或跟論文相關的其他學系老師組成的答辯試評判團) 考官之一，以本科生學位課程 (undergraduate degree course)來說，這個規格可說是「大陣容」。



筆者在嶺南大學工作時的辦公室擺設，部伴筆者渡過無數的晚上。



這份畢業論文的研究主題是分析有關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和生產者物價指數 (Producer Price Index) 的因果關係 (causal relationship)，藉此了解中國通貨膨脹結構和特征，以便評估經濟調整政策的成效及提供改善政策的方案，這大致就是這位學生要做的研究工作。在答辯過程中，筆者問了三個問題，考生基本解答了，但她明顯未能了解問題背後的考慮和意思。答辯完結之後，筆者有機會邀請了考生到我辦公室再討論一下有關問題。

學生的畢業論文以較複雜的計量經濟學 (econometrics) 方法為研究手段和分析工具，涉及大量的數理和統計問題，筆者主要環繞這方面的技術和概念問題進行詢問，其中概念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問題是考生就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和生產者物價指數進行了一些特別處理 (據筆者所知有關技術問題，考生曾電郵諮詢過中國知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秘書長樊剛博士的意見)，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和生產者物價指數的原始數據是以上月數據作變化比較的「環比」數據，考生把這些數據調整了為以某年某月為參考基礎的「固定基礎年」數據，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遷就計量模型的分析需要。筆者考慮的問題是「環比」的物價數據有被視為對物價變化較敏感的「領先指數」 (leading indicator)，而「固定基礎年」數據其中一個意義是反映一年前、兩年前、三年前至 N 年前對特定某年數據的變化量度，則顯示 N 年前和某特定的參考年份之情況變化和差異。這樣的數據較按上年同季或同月份的「同比」數據還要「滯後」(lagging) ，「同比」數據的好處是反映了「季節性」因素。所以，我問考生是否測試過原數據和「固定基礎年」數據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她當然沒有測試過，因計量模型未能處理「環比」數據的分析。那麼，對於變化較快和較情緒化的消費者市場，採用一個對變化敏感度較差的指數來進行計量分析是否有問題？以現在的決定跟 N 年前的決定作比較，和今日的決定跟昨日的決定作比較，哪一個「比較數據」較能反映消費者對當下物價的看法和決定？有沒有消費者只以 N 年前的物價水平作決策標準，而不考慮昨天的市價？若有，這普遍嗎？合理嗎？N年的物價水平和昨天的價格，哪個指標對消費者的決定影響較大？考生開始明白我的問題。這就是張五常教授所說的「統計學的主要弱點是陷阱太多，其結論不大可靠！……統計的技巧用得愈複雜、愈湛深，其可靠性就愈低。高手統計，永遠是簡單得出奇。」除了最後一句，筆者還要思考是否這樣，其他都同意。(筆者認為大部份的事情都不一定是兩個極端的選擇，兩個極端的說法多數是修辭手法的需要。) 筆者問考生有否想過用其他方法去測試和引證她的研究結論和技術上的疑點。考生表示沒有想過，這就引起筆者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考生在其論文的文獻回顧 (Literature Review) 已經指出以相關計量技術的測試和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出現過不同結果，就是同一個國家，且年份相近重疊，結果都有不同，甚或相反，原因是計量方法細節地方的差異 (論文原文的寫法是 different methodology)，筆者甚至估計相關的數據處理方法也有不同。在這個前題下，筆者憑甚麼相信考生的研究結果較其他相反研究結果可信？一個研究方法在相近背景個案下，可得出完全不同結果，我們為甚麼還要相信這個技術方法的分析能力？究竟我們是要展示一個技術高深和複雜數量結構的方法或「工具」，還是研究一個經濟問題 (或社會問題) 的真實情況和特征？考生開始明白我的問題。究竟研究的目的是甚麼？其實，這是很多做研究工作的人經常遇到的問題，甚至有時會令我們迷失方向的問題，特別是做學術研究的人更容易犯上追求高深和複雜的研究手段，而忽略了真正的目的 — 「調查真相」。

筆者看了今期 (221期) 《iMoney》(中國篇) 的一個專欄「北京 CBD」，作者是在北京投行 (i-bank) 任職投資經理，署名 City Boy的文章〈可愛的研究員〉，發覺投行的研究員和大學的研究員有些相似地方。不過，有點不同的是大學的研究員更愛用「華而不實」的研究方法來包裝自己的研究，而投行的研究員可能更重視研究結果「準確性」，但忽視研究分析方法「邏輯性」。這名考生也有潛質當大學的研究員，一笑。(筆者必須說明一點，我十分欣賞該考生的努力和該畢業論文水平實是已經不錯，也相信她有能力作更高水平的學習和進修。這裡分享的，只是對研究問題較深入的反思)

筆者到樹仁大學任教前 (筆者是樹仁的畢業生)，分別在香港科技大學和嶺南大學參與過研究工作和相關的行政管理工作 (筆者到英國進修前一年，曾在浸會大學做過某教授的 part-time 研究助理和獲一位在銀行做經濟師的師兄聘請作兼職股票資料整理工作 ，這是我第一份正式受薪的研究工作 。其實，筆者在預科試後，也曾當過四個月股票交收員的暑期工，對香港股票市場和相關的基層工作也有點認識，這些都是後話，有機會再談)；離開科大之後，其中有四年時間協助我的部門主管統籌嶺南大學的研究項目管理之行政工作，這段時間筆者能接觸最多大學中各學系的教授和研究助理，因為筆者要負責監察這些教授的研究撥款的運用和照顧這些研究助理的「研究生活」，日後有機會另文詳談)，在過去研究工作生涯中，筆者除了可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主要工作是提供研究工作的技術支援和資料收集服務，所以筆者要培養較快資料收集的技巧，因有時老闆只給我半天時間收集有關資料，也要向要求支援的教授、研究生或研究助理提供意見，包括統計技術，計量問題，問卷設計、調查方法和資料收集等。對筆者來說，這段研究工作生涯的鍛煉是相當全面的學習時光，我十分珍惜這段「紅褲子」的生涯，有幸經歷了一些基礎研究工作的在職訓練，也影響了筆者對研究工作的看法。日後，有機會再談當中的趣事。